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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博体育《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林郁沁 著 陶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家庭工业社的创办人陈栩园先生，字蝶仙……不但是琴棋书画、丝竹吹弹，无所不能；就是对于近代的各种科学，也是非常有研究的。而且不仅是“知”，还能实地去“行”。家庭工业社各种出品，大都是他个人亲手实验的成绩……我们纵然不敢称他是中国的爱迪生，然而说他是一位少有的奇人，大概不能说是过分的恭维罢。

　　这段偶像化的描述说的是陈蝶仙（1879—1940），一个博学多识的文人、工业家和科学工作者。引文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之所以出名，不仅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学识，更因为他具有从事文学创作到科学实践和工业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的能力。他受到的褒扬，既包括学识渊博，还包括能将知识付诸实践。

　　清朝末年，陈蝶仙还是杭州的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书斋改造成了化学实验室，一边打磨文学技巧，创作关于新技术的诗歌，一边埋头于化学实验。1913年后，他成为上海的一名职业作家和编辑，靠连载言情小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和文学声望。与此同时，他还搜集、编辑资料，在报纸期刊上开设了具有影响力的“常识”栏目，主要刊登工业和制造方面的大量信息。以创业者身份崭露头角的陈蝶仙，把乌贼骨磨成粉，为粉剂化妆品制备本地原料。1918年，他创办了“家庭工业社股份联合公司”（简称“家庭工业社”），后来成为民国最成功的大型药企之一。这家公司最著名的产品——“蝴蝶牌”牙粉，和它的发明者一样万能，还可以用来擦脸，其功效在众多牙粉中独树一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款产品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赶超了日本及西方品牌。

　　类似陈蝶仙这样的民间工业主义者，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特征的有力反证——后者只对书本知识和儒家经典感兴趣，关心的都是些琐琐碎碎、异想天开的活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对商业和逐利的蔑视，他们疲于应对——也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不愿或无力亲身实践以及接受科学技术。20世纪早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知识分子，批评“旧文人”是不可救药的鉴赏家，就算对机械或技术感兴趣，也只是当作奇珍异宝、空中楼阁。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没有能力适应包括科学在内的新式知识，无法满足现代世界的要求。本书通过聚焦陈蝶仙，从根本上质疑这种说法，阐明他和与之类似的人们在现代出版文化乃至工业、科学和资本主义等中国新兴领域扮演的角色。

　　假如说陈蝶仙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自己获得的成就，但他的事业毕竟代表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特征。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引人注目的变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造成的破坏，深深撼动了清王朝。1905年，科举考试体系——长期以来将中国知识精英与官僚政治捆绑起来的制度性机制土崩瓦解。1911年，帝国灭亡，新兴共和政体（1912—1949）的头十年始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旋即四分五裂，陷入政治的无序状态。无处不在的派系争斗和贪腐，让很多人远离国内政治。

　　然而，即便呈现出这样一副衰败、混乱和不稳定的景象，20世纪早期还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在中国，无所归依的文人，离开了北方政治中心和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学术中心，在生机勃勃的通商口岸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们迁居到这些新的中心，借助文化技能，在迅猛发展的营利性出版行业、新兴的娱乐文化界，乃至商业化的轻型制造业中开拓新途径。

　　他们中的佼佼者陈蝶仙，其身份不仅是中国城市迅猛发展的文化市场里的职业作家和编辑，也是一名现代工业家和本土制造商。他横跨文学创作、编辑事务、工业资本主义、技术分析和业余科学研究等领域。他凭自己的能力，成功引领不同行业，在全新的环境中彻底重塑自我，同时将资源和技能从一个行业整合到另一个行业，把文学和编辑的运作策略代入工业、制造企业。陈蝶仙展示了知识性工作和物质性事业怎样构成民间工业主义，也从更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活动的多彩风貌。

　　与其认为陈蝶仙在制造业和化学方面的误打误撞不值一提，倒不如去理解这些活动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如何反映了20世纪早期科学知识、技术和工业的所有权尚未确定的状态。关于中国正式的工业史和科学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这有利于反击那种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科学并不完善，甚至工业化失败的论调。关于科学和工业的正规化有着丰富的实证研究，充分展现了现代中国是何等惊人地灵活变通而又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起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哪怕处在帝国主义和政治衰败的不利环境中。本书注意到一些貌似与之无关的实践活动，为这幅图景做了增补，因此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观察视角，去欣赏中国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如何从一条势所必然的道路上偏离出去，却最终走向正规的工业化和现代科学。